毕节四留守儿童中毒身亡谁之过？

前者为孤苦而亡，后者为取暖而死，人间悲剧竟频频降临在留守儿童身上，让人沉闷和心痛。

毕节四兄妹的死亡，再次将该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问题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出现的一群特殊儿童，这个群体的统计数据让人触目惊心：我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留守儿童超过4000万，绝大部分留守儿童生活在经济贫困、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区。这组数据会让人心生疑问：“我国20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儿童尤其农村留守儿童生存权、发展权的司法制度，但为何今天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悲剧事件却频频发生呢？毕节四兄妹之死，究竟谁之过？”

对于毕节四留守儿童中毒身亡责任归属问题上，网友各执一词，有很多网友将四留守儿童中毒身亡的责任推到其父母身上，认为父母只顾异地打工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从表面看，毕节四兄妹之死，作为监护人的父母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四个孩子生活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顺利成长受影响），心理上无法得到及时安抚，致使其成长和发展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最终导致孩子生存权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然而，我们又不难理解，亲生父母又何尝不想让四兄妹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享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实现自身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呢？另据媒体报道，毕节四兄妹的父亲外地打工，母亲3年前“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去世，外公外婆年迈无法照顾四兄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子的分离是“制度”上的分离，四兄妹无人抚养、照顾的事实又暴露了监护人缺失的问题，而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早有对完善留守儿童委托监护制度的规定。另外，2012年毕节5名流浪儿中毒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设立了“留守儿童关爱基金”，采取了“一对一帮扶”方式，教育部五部门也发文，要求建立16岁以下留守儿童登记制度，以保障将其纳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可见，当地政府措施很强，但从今天四兄妹中毒身亡的事实来看，当年的措施更像是一场漂亮的“彩排”。亲子分离的无奈，委托监护制度的疏漏，“一对一帮扶”的虚设，国家相关部门红头文件的脆弱，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喊了近20年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拖泥带水”，我们不幸地看到，那些柳芽般的留守的生命依然在一片关爱声里绝望地终结。因此，我们将悲剧的责任“一股脑”推到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庭身上，无疑会让这个原本苦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据毕节官方称，毕节四兄妹喝农药身亡并非家贫，理由是死亡儿童家有价值20万元的房子，有3000元存折，房屋里有两编织袋腊肉，屋旁还养着两头猪。官方的思维逻辑很简单，有价值20万元的房子和3000元的存折毕节四兄妹就不应该死，官方的“经济头脑”让人佩服（经济问题是留守问题的主因），但却淡漠一个事实：维持留守儿童生命的不仅仅是必需的吃喝，缺少关爱与抚慰比缺少吃喝更恐惧。

显然，留守儿童的孤苦无依甚至内心的绝望，其实在遭遇情感上的“贫穷”，四个幼小生命瓜秧般的枯萎，死亡的不仅仅是几个脆弱的生命，死亡的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20年来，我国在农村留守儿童在生存权、发展权和特殊状态下的权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和社会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安全、福利和权利服务的不足。笔者认为，应在坚持农村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之上，从立法、行政、司法入手，构建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为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驾护航” 。一是应从监护资格、监护职责、监护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女的委托监护制度，使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期间也能获得安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充分保障；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创建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机构（建立“假日学校”），或者政府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救援体系，弥补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尤其是亲情方面的缺失；三是建立国家扶助机制，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放开户籍限制，实现地区城乡间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但现实的问题告诉我们，文本权利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能够将梦变成现实的是执行程序的保障。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程序法的制定，增强现有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使农村留守儿童权利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避免农村留守儿童类似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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