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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演变

发布时间:2015-09-18 1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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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演变

　　1901年，澳大利亚摆脱英国殖民地境遇走向独立。自独立以来，“澳大利亚经济由以农业和采矿业为主，向交通运输、通讯和制造业等多方向发展，现已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1]澳大利亚发达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对推动澳大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历经各州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独立发展、联邦政府介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化改革、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四个重要发展阶段。本文将以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为视角，主要分析不同阶段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革的背景、思路、特征与举措，并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革进行综合剖析。

　　一、各州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独立发展阶段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各州非常注重发展自己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中等教育领域开设职业教育课程，一些州的技术教育由州政府管理。特别是维多利亚州，技术教育由一些皇家委员会负责管理。1901年，维多利亚州芬克皇家委员会(Fink Royal Commission)的报告提出一系列创新政策环境的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构建共同体，共同体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职业教育“雇主—教师—工会”模式。[2]19世纪末，由于各州的经济、地理和人口存在差异，使得各州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和管理机构也存在差异。尽管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框架早在1889年就已经确定下来，但是各州都独立发展自己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等州曾开展职业教育质量调查，所有调查报告都呼吁，“国家应当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连贯一致的技能培训体系，要求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应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上。”[3]

　　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深受英联邦的影响，主要采用英国的学徒制。虽然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办行业学校进行贸易方面的培训，但是英国仍然采取传统的学徒制。澳大利亚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末，技术教育才开始成长起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都主要采用学徒制的形式。

　　在殖民地时期，学徒制能在各州快速发展是与各州加强管理分不开的。一方面，通过颁布法律确定学徒制的地位。另一方面，建立相关管理机构从事管理工作。例如，新南威尔士州分别于1828年、1844年制定并通过一系列的学徒制法律，塔斯马尼亚州也于1844年通过了相关法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于1882年成立技术教育理事会管理工人学院。

　　二战后，为满足战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促进二战重建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这个时期的政策，一方面注重加强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管理。例如，《1945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5)提出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注重扩大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覆盖范围。1944年的《联邦重建培训计划》(Commonwealth Reconstruction Training Scheme)提出为妇女和退伍军人提供六个月的培训，改善他们的就业机会。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所有州都开办了初等技术学校(Junior Technical School)，初等技术学校成为二战后小学后教育的主要形式。[4]于是，基于学校的技术教育与学徒系统整合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上升。澳大利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形式改变，学徒制不再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形式。由于工业的扩张，出现了新的职业，社会对技术性和专业性强的职业需求增多，为此，很多中学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

　　20世纪60年代，基于学校的职业主义达到高峰期。很多技术中学，特别是那些拥有工厂设备的技术中学与国家学徒制委员会建立联系。这一时期，过早离开学校的青少年人数降低，青年失业率比较低且较稳定。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澳大利亚大多数州的学校继续开设职业教育课程。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高中课程撤掉或缩减了这类课程。

　　二、联邦政府干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晚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联邦政府直接干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成立了一些国家级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建立联邦国家之时，澳大利亚宪法就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教育，教育被视为州的职责。直到20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才开始涉足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内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立了行业培训委员会和国家培训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另外，澳大利亚宪法规定由澳大利亚技术教育理事会、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用等级模式，借助调查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干预职业教育。20世纪70年代成立“行业培训理事会”(Industry Training Council)、“全国培训理事会”(National Training Council)等管理机构负责培训管理。1974年，技术与继续教育咨询委员会出台了《坎甘报告》(Kangan Report)。《坎甘报告》不仅再次提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介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的投入，而且提出成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20世纪70年代，由于澳大利亚经济进入低谷期，不仅传统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开始衰落，教育也受到冲击。这一时期，15～19岁寻找全职工作的青年的失业率已由1976年的10%，上升到1983年的23%。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却得到提升，社会各界都非常肯定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参加学徒培训的人数从1976年的12.3万人，上升到1982年的最高值14.7万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缓解了职业教育资金短缺的压力。为了提高青年的就业机会，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澳大利亚成立了高级技术学院，并将其纳入高等教育学院(Colleges of Advanced Education)。高等教育学院只授予应用类学位，而不授予高级研究类学位。[5]在就业环境比较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着手建立新一轮的国家认证系统。

　　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修订了初中高年级的课程结构，增加了很多学术科目，删除掉了大多数职业类课程。但是这一时期政府为了发展新兴技术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了行业奖励机制，鼓励行业运用灵活的培训方法。行业技能培训成为这个时期职业教育结构改革和政府制定培训政策的主题。1986年，澳大利亚学者科比(Kirby)提出受训制概念。这种培训是一种时间比较短、形式比较灵活的契约培训，是一种比传统学徒制培训范围广的形式，这为未来基于学校的新学徒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