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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职业教育要在“最后一公里”发挥作用

发布时间:2016-03-31 02: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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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广西马山县一对即将年满16岁新郎新娘的婚礼，一夜间成为网络焦点。据了解，早婚早育已成为当地的现实。事实上，当我们聚焦于该地的早婚现象时，实质性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

面对记者采访，新郎说“我在南宁做建筑工，每天挣130元，一个月不可能干满30天，所以一个月也就3500元左右吧。”而新娘则说，“我们初中班级里的同学，据我所知，已经有一半的人都没有再继续念书了，现在要找他们，就得去南宁的各大建筑工地，或者广东东莞的各个厂子。我们都是初中没毕业，只能做建筑工，知道这行很累，知道需要吃苦耐劳，但是希望可以熬过去。”

这些未成年人之所以选择早婚早育，是因为踏入社会早，一旦工作，婚事提上日程也很正常。而之所以工作较早，是因为学历教育的回报率低，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还在“啃老”，给他们带来了负面的效应，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地区盛行，读书还不如去工厂打工。然而，早早地踏入社会，又缺乏过硬的职业技能，极易成为一群低收入、低学历、低技能的“边缘人”。

这些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大多是生产线上的工人。产业升级也是人才的升级，技术工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但论及他们的技能水平，也只不过是停留于初级工的层次。归根结底，农村地区的“早婚”现象，与其说是当地的风俗、思想观念问题，更不如说是在县级的层面上，职业教育发展所遭遇的一种现实窘境。

这些年，借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东风，从中央到地方，从省级到市县，层层都在建设职教园区、开办职教中心。然而，不得不承认，当下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还是集中在发达地区、发达城市，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如高等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大多遍布地级市、省会城市，这些职业院校有充足的办学资金，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生源向着城市转移，发挥出了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作用，可是，处于职业教育最底层的县级职教中心，也许并未充分发挥出“最后一公里”的作用，对很多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没能真正起到帮扶的功用。

县级职教中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级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和采取特殊政策而迅速建立和推广的，经过20多年的历史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转化农村富余劳动力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遇到新的矛盾，各个地方的办学实力发展并不平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可谓“冰火两重天”。在很多县级层面，受制于地方经济、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并没有像样的企业，根本没有校企合作的可能，囿于办学资金匮乏、硬件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生源不足等现实因素制约，无法构建“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的美好图景。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推进县级职教中心（中等职业学校）与城市职业院校、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对口合作，实施学历教育、技术推广、扶贫开发、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社会生活教育。笔者认为，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质量，根本还在于政府要高度重视，由于企业资源、社会力量相对贫乏，基层职业教育仍然要以政府办学为主，国家应赋予县级政府办好职教中心的行政职责，并列入县级政府责任和政绩考核的内容，保证政府部门充分履职，像重视义务教育一样重视职业教育，确保各项财政经费投入，调整职业教育布局，资源统筹整合，创新县级职教中心的办学机制，利用城市优质资源、地方优质职教中心的优势，采取联合办学或集团化办学，面向市场，面向农村生源的多样化需求，提高基层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与其说“16岁新郎新娘”反映了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问题，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在基层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活力。让更多的年轻人掌握一技之长，安身立命，才是改变贫困落后状况的根本，这既需要政府顶层设计，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混乱的深层次问题，也需要基层努力探索，找到突破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