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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文化演进及走向

发布时间:2015-05-25 04: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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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育的生成过程是一个文化自悟、自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首先体现在职业技术教育上，这里有三个原因：(1)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理念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与清末教育改造的诉求相一致；(2)职业技术教育的时效性、工具性和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性，直接为社会转型所需要；(3)职业技术教育体现了工业社会的本质，是新的社会形态的一种教育形式，具有生命力。这些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选择、推广和发展很有意义，反映了自西学东渐后的一百年间国人的文化认知水平的变化。

　　一、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面向世界的文化觉醒

　　晚清，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已经走入了一个“文墨世界”，教育空疏腐朽，“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1]鸦片战争后，面对国家危亡，有识之士寻求御侮救国之策，“既从民族自身传统寻求致用之学，又向传入的西学中探究经世之术，于是使明清之际出现又被湮没了的实学教育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苏，使西学中有益于经世致用之术在经历了火与剑考验过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流传。”[2]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成为中国近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第一批人。他们所提出的“长技”，是在直观地看到了西方的“炮利船坚”之后，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虽然这一认识仅停留在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认识，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看比较浅层，但是，比起国人死守传统文化的心态已经开启了面向世界的文化视野，他们是一群面向世界的文化先觉者。

　　实学教育和实业教育在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教育理念上是相通的。实业教育继承了中国文化“民为重”和教民生息的思想，内含了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的本质。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其《学务纲要》中表述了“俾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思想认识，即“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3]由此，我们可以把清末的实业教育看成是我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开端。这也同时证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职业技术教育，从实学教育到实业教育一路走来，终于建立了从内容到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模式。

以夷之“长技”为师的具体做法之一就是接受西学，开办现代性质的职业技术教育。1860年以后，中国开始开办自己的洋务学堂，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如有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有培养军事人才的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有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学堂，如船政学堂、邮电学堂；有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的学堂，如江西高安蚕桑学堂，等等。这一时期，虽然以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为遵从，以“中体西用”为教育方针，但是，在中国始终处于教育从属地位的实学教育，借与西学的结合得以新的张扬。实学教育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洋务运动的发展逐步被实业教育所取代，形成新的职业技术教育。

　　清末国人曾尝试改革传统学堂由“八股文章”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结果失败，这种失败不仅是教育内容的落后，而且是封建教育已经不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反映出封建文化落后于新的社会变革。新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建立，表面看是一个教育模式的改变过程，内在反映的是一种新文化的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它犹如一颗启明星，预示着一个东方古国的文化的新觉醒。

　　二、从“职业主义”到“壬戌学制”——学习世界的文化自悟

　　20世纪初，西方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被介绍到我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民众的需求，激荡成为波及面大、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潮。1912年，《进步杂志》刊登了《官立学校宜注重职业教育》的文章，呼吁官立学校开办职业教育。1913年，《中华教育界》刊登了《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并重》的文章，呼吁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出关于“今日教育方针”的四大主义，其中之一即是“职业主义”。1916年，江苏省教育会率先提出“实施职业教育方法案”，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提出“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将“为个人谋生之准备”放在职业教育“三要旨”的首位。创建成立中华职教社的发起者有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金融界、工商企业界等各界的知名人士，主要有黄炎培、蔡元培、伍廷芳、张謇、梁启超、陈宝泉、唐绍仪、范源廉、汤化龙、王正廷、袁观澜、张伯苓、周诒春等，汇集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开拓者，中国现代教育的第一批教育家。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熟悉现代西方教育，熟知中西方文化和思想，在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中产生了改造中国教育的自悟。这种自悟，比之清末的有识之士的认识深刻得多，从看到表象转为深思教育文化的内涵。熟悉德国教育的蔡元培从德国“以学术振兴国家”的经验中感悟到：“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4]黄炎培在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之前，考察了美国、英国及日本等国，不仅看到了现代社会文明，也接受了实用主义哲学文化，明确提出：“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5]1917年，他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5]他宣布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

　　1919年，新文化运动和倡导“科学”、“民主”新思想的“五四运动”之风席卷中华大地，不仅影响了知识阶层，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整个社会和民众；不仅是进一步敞开国门，而且敞开国民的“心门”，以主动学习的姿态迎接新文化的到来。同时，一股新的教育思想之风也悄然在中华大地上刮起，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在华停留了26个月，期间做了200多场演讲，宣传“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影响广泛。他所带来的美式教育思想，适合了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我国的需要。杜威在华期间分别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苏州、福州等地做了多次关于职业教育的讲演，涉及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教育与实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工艺与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他的教育思想影响了黄炎培、张謇等中国职业教育家。

此时的黄炎培、张謇等中国职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已经不同于简单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是经过中西教育思想的比较、传统与现代的选择，结合社会实际的一种新的文化感悟。如接受西方“职业教育”理念，舍弃传统“实业教育”理念，将“实业教育”由工矿企业扩展到农工商鱼牧等十个领域；继承传统文化中“民为重、社稷次之”的思想，提出：“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废除封建文化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接受“五四运动”新思想，提出：“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5]他们在学习、比较和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与世界教育先进理念同步的职业教育思想、文化，影响了社会乃至政府决策的制定。

如果说清末“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还带有国人大梦初醒的几分封建保守的“矜持”色彩，那么，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的民国，则是第一次敞开国门向世界学习，迎接西学大潮的涌入。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又称为新学制。这个学制主要是采取当时美国的现行学制，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转向了效法美国。新学制中关于职业教育结构的设计，标志着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式确定，有利地推动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从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到1949年，仅该社就开办有职业技术学校10所，职业补习学校49所，职业指导机构25处。先后设铁工、木工、珐琅、纽扣各科，并且，开设了留法勤工俭学科、职业教育养成科、商科、职业师范科、小工艺科、文书讲习科，等等。从此，职业技术教育成为了我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的20年代中期，我国职业技术教育达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结构；涌现了如黄炎培、张謇、邹韬奋、陶行知等一批职业技术教育的先驱；而且，使得中国传统的职业技术教育随着时代的变革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的养分后，逐渐蜕变为近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形成了新的职业教育文化。